1976年春天，在安徽省南陵县文化馆，我有幸邂逅了原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杨建侯教授(徐悲鸿弟子)，此后数年我多次前往南京登门拜访，在做人和绘画等方面得蒙先生指导，那段岁月让我终生难忘。

　　我是1970年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县城的，当时担任南陵师范学校美术教师。在给学生上美术鉴赏课时，发现很多教学挂图内容直白且缺乏艺术性，比如“学雷锋”题材，不是画群众扶老人过马路，就是画孩子在路边拾到钱币交给警察叔叔，题材上单调雷同，艺术上缺乏新意。如何让绘画艺术更好地服务于时代主旋律，在艺术实践的基础之上，我开始了思索与蕴酿。1974年创作了一幅国画《稻是队里的》，描写路边放鹅的小姑娘，拾到队里运粮拖拉机掉下的稻穗，而在路边吃草的自家大鹅却伸长颈项要吃小姑娘手中稻穗，身材娇小的小姑娘笑盈盈地把稻穗高高举起。画面运用小姑娘娇小身躯与伸长颈项的大鹅之间的夸张对比，描绘出“公”、“私”的矛盾冲突，凸显小姑娘维护集体利益的时代主旋律。1974年送往省城参展未果，1975年我再次将画作送往芜湖地区文联时，恰逢安徽省少儿出版社总编陈永镇在芜湖文联看到这幅画，他很感兴趣并说他们的刊物《红小兵》要选用。就这样，《稻是队里的》幸运地被送到省城参选，在省属八个地区代表的评选组，被贴出八张红五星参展证。

1975年12月14日刋《安徽日报》

　　1975年此画展出后被安徽省群众艺术馆收藏，1975年12月14日《安徽日报》刊登此画并发表评论文章，1976的《安徽文艺》杂志第6期将其作为封面刊登，安徽出版社拟将此画改成年画出版发行……

　　如潮的好评让我十分兴奋，但在高兴之余我也冷静思考，力求画作水平更上层楼。在求盼指点之际，我恰恰邂逅了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杨建侯教授。作为后生晚辈，幸莫大焉。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春天，杨建侯教授率金陵画家赵良翰、张正吟及新安派画家黄叶村来黄山采风，他在参观南陵县文化馆绘画作品展览时在我的画作《稻是队里的》前停了下来，他十分赞赏此画并询问作者是谁，陪同的县领导把我引荐给杨教授，并介绍说：“南陵师范学校的汪友农的作品。他1972年创作的反映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作品《重任在肩》，安徽美术出版社就已将其出版成当年年画了，《人民日报》文章也曾提到过他的画作。”杨教授很兴奋地说：“我来安徽还未看到题材这么好的作品，这可是国家级水平啊!《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赏你们果然名不虚传啊!”杨教授接着说：“你这一幅《稻是队里的》题材也好，但在艺术上可以再提髙一步，小姑娘要画得更甜美，鹅要画得水墨淋漓，要把地面的拖拉轮胎印去掉，你是受西洋画影响，中国画可以不画背景，你是把观众当阿斗呢！”杨教授的话让我矛塞顿开，尤其是“轮胎印”击中作品要害。接着杨教授用探讨的口气同我商量：“芭蕉扇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更突出一支稻穗。”我解释说：“扇子是放鹅孩子用来引导鹅只吃路边草，不准吃田里稻的重要工具。不过我也可以通过墨色技法来淡化扇子、烘托稻穗。”杨教授大笑：“看来你放过鹅，真正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啊!”

　　杨教授对我的作品的喜爱溢于言表，在之后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他数次提到我的作品《稻是队里的》，真让我局促不安又深深感动。讲座结束后，前辈们在六尺宣纸上当众表演了一幅《孔雀牡丹图》，我们纷纷求画，杨教授他们答应回去画好寄来，南陵县共列出十二位求画者名单，杨教授用笔在我的名字上做了记号。临行前杨教授还留下他南京的家中住址，并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去南京找他。

　　1976年寒假我前往南京，首次登门拜访杨建侯教授。那时他住在妙耳山一幢独立的两层别墅的二楼，一见面他大声喊出我的名字，非常热情。他还拿出很多他自己的画作让我欣赏，其中那幅1949年的丈二巨幅《群雁来归》，气势恢宏令我震撼!我特别喜爱他的一批铅笔和钢笔素描写生，功底极深，那多姿的古柏至今都让我不能忘怀。百忙之中他还送我到赵良翰和张正吟家，请他们指导我提高画花鸟画水平。从赵良翰和张正吟两位前辈家中讨教归来，我不忍心过多打搅便欲向他辞行，他却坚持挽留我在家中吃饭，并说：“我还有很多话未跟你谈呢!”他亲自上菜场买菜，师娘做饭招待我。饭桌上他见我拘谨，就亲自给我夹菜，指着一条大鱼风趣地笑道：“人家一条鱼几角钱，我这条伍元呀!付给卖鱼的伍元钱，忘了找钱就匆匆回家了啊。”1976年冬天的南京之行，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前辈，更像一个慈祥的父亲……

　　回家后我常把他送给我的《风雪梅竹图》挂于陋室，伫立观赏，把他赠给我的著作认真拜读，然后再将早已公开刊印的画作《稻是队里的》反复修改，力臻完美。其实在很多人眼中，早已成名且获无数荣誉的作品，再进行这样的修改或者已无必要，但不知道为什么，杨教授对完美作品的期待点燃了我艺无止境的火苗。终于，在熬了无数的通宵之夜后，有了更为满意的成果。

　　1978年6月初我和我的画友刘昌仕再次前往南京拜访杨建候教授，并带上了《稻是队里的》新画稿，期待这份呕心沥血的修改能得到恩师的肯定。见面后他指着我手上的卷筒说：“是画吗？快展开看看。”我打开画轴，他仔细观看，“太好了，修改后的人物更甜美可爱，有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啊，”他又补充说，“周昌谷的《两个羊羔》有‘情’，你的《稻是队里的》则多一份‘趣’；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赞老农爱惜麦子，你的《稻是队里的》表现稚童爱惜集体稻子，立意更为奇巧。它应该载入中国国画人物画史册啊!”他的这些评价让我感动、汗颜、又高兴。

左《颗粒归公》

右《稻是队里的》

　　正当我们师徒沉浸在再创作的愉悦中时，我的画友忽然告诉我们说：“最近，我看到新华社发行图片，天津泥人张泥塑了一座《颗粒归公》，与友农这幅作品《稻是队里的》极相似。”杨教授很惊讶：“真的吗？”我也十分惶惑。于是，我们找到《颗粒归公》原作细细品鉴。《颗粒归公》是泥塑作品，画面色彩绚丽，这与水墨国画有着明显的视觉区别，但是作品的立意却与我的《稻是队里的》十分相似;此外，作为画面重要表现元素——娇小的稚童、伸长颈项的大鹅、高举的稻穗甚至稚童的姿态与大鹅之间的比例，皆无二致，而该泥塑作品创作于这一年——1978年!我震惊之余不禁有些愤怒，因为《稻是队里的》在全国的公开发表是三年前的1975年。

　　想起呕心沥血的原创过程和孜孜以求的精益求精就这样轻易被“瞄学”，我真的好难过。杨教授安慰我说：“或者它们有太多的相似，但是它们终究还是不同的。你的小姑娘带着甜美的童真是如此的真实，他的小男孩有着愤怒的成熟是那样的符合潮流;或者在这个革命的年代后者更流行，而突破时代局限、彰显人性光辉的前者将会更为不朽!”他的短短的几句话，犹如醍醐灌顶浇灭我所有的委屈和愤怒。是的，作为画者，我毕生追求的不就是真正的不朽和生命中无处不在的“真善美”吗？我庆幸，我得到了它。

　　画作《稻是队里的》也许是冥冥中天赐之作，我感激杨建侯教授陪伴我在那段岁月中度过的所有的艺术和人格的磨砺过程。今天，当我以残烛之年于《稻是队里的》的画前回顾往事，杨建侯教授——他的笑言、他的睿智，让孤独求索中的我却并不孤独，仿佛他就在我的身边。

汪友农于2014年2月6日